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沾河流域莫氏家族史——讲述李延培政委 带领鄂伦春人走向新生!

时间:2019-10-24 11:10:57   

作者:吴亚芝(原标题为:沾河流域莫氏家族史)

访谈时间:2008年1月

访谈地点:黑龙江省逊克县奇克镇

访谈对象:莫秀珍,莫拉呼尔氏族,女,71岁,逊克县新鄂乡农民,现随子女居住在县城。

莫秀珍老人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我叫她“纳楚”,也就是姨。其实我原来叫垃“乌麽”(鄂伦春语:婶儿),因为她的丈夫魏金祥和我的父亲是发小,老家都在嫩江,还有点亲属关系,因此我称魏金祥为“阿奇赫”(鄂伦春语:叔叔)。魏金祥叔叔故去以后她又跟我的一个远房姑父生活了几年,跟姑父一起生活再叫她婶儿总觉得不太合适,于是随表妹一起称之为“纳楚”。

纳楚在定居之初曾上过几年学,能看书读报,但汉语讲得不太好,平时跟她聊天还没觉得有困难,即便是她讲鄂伦春语,你一句我一句的,总有反映的时间和琢磨的余地。但这次访谈就不同了,我问她讲,相当于她用鄂伦春语给我讲故事,虽然我全神贯注却连个大概都听不懂,因此不断提醒她:“纳楚,用汉语讲吧。”可是她憋半天也找不到恰当的汉语句子来叙述,便又使用鄂伦春语。没有办法,只好请她大女儿来翻译。

她大女儿魏华(原名魏春芳,乳名小琴)与我同龄,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,而且是小学至高中的同学。她的鄂伦春语水平我实在不敢恭维,但毕竟她是听着她妈妈的鄂伦春语长大的,再不济也比我强,不过,她每翻译完一句我都要问纳楚:“是这样吗?”纳楚点头通过我才作记录。

下面就是莫秀珍纳楚为我讲述的她们这个莫氏家族的历史。

鄂伦春族长期游猎于深山,很少与外民族接触,也少与外民族发生婚姻关系。几千人的民族,内部缔结婚姻的结果就是亲戚套亲戚。鄂伦春族禁止族内婚,实际就是同姓不婚,同姓氏的人血缘关系再远一般也不缔结婚姻关系,这样又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。因此,鄂伦春民族内部的婚姻关系中很难顾及辈分关系。这种状况定居以后开始慢慢得到改善。

莫秀珍:我们第一次下山以后就住在沾圪塔那儿,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东生阿哈(鄂伦春语:哥哥)是我们这一辈年龄最大的,也是最大的官(历任日伪时期“山林队”教官、苏联红军时期“保安大队”大队长、国民党“挺进军”独立营营长等职)。他没下山,别的当官的也没下山,八路军想抓他们,就到我们住的地方,天天来问莫东生在不在?有时候还包围我们。东生阿哈实在看不下去了,就自己下山找他们说:“你们不用抓我了,我自己来了,想把我怎么样你们随便!”他们就把东生阿哈关起来了,就在逊河。

沾圪塔离逊河有30里地,六婶和大嫂天天骑马去看他,给他送吃的。有一天突然不让见东生阿哈了,六婶和大嫂哭着回来说:“这回可完了,八路军可能要杀他了。”这时候有个人来到我们住的地方造谣说:“你们怎么还住在这里呀?八路军要杀你们呢,见一个杀一个,连狗都不留。”我们就又回到了山里。听说八路军要杀东生阿哈来的,逊河的人都去保他,说不能杀他,他是好人,再说他哥弟兄多,都在山里,逼急了事情更不好解决。

吴亚芝: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都说莫东生、莫金生无恶不作,是这样吗?

莫秀珍:不是,东生阿哈心眼好,要不能有那么多人去投奔他吗!我是和他们一个锅里吃饭的人,我知道,我死了以后就没人知道了。

东生阿哈被关起来以后,金生阿哈接替了他的职位。后来东生阿哈又回到山里,回来以后跟金生阿哈吵得特别凶,东生阿哈劝金生阿哈下山投降,金生阿哈问东生阿哈带来多少八路军?我叔叔大爷们就跟金生阿哈说:“别跟你大哥那样说话,他要带八路军来还劝你们下山干啥。”金生阿哈把东生阿哈的枪没收了,商量事儿啥的也不让他参加,也不让他打猎,就让他跟女人和小孩待在一起(实际是将他软禁起来了)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东生阿哈上山的时候还带了4个人,怕金生阿哈不信任,那几个人会有危险,就让他们在山下等着,约好4天为限,4天不回来就让他们返回。那个时候我们住的“库米”(库米:鄂伦春族简易住房)上,还有树上都有八路军用笔写的和用刀刻的标语,都是让我们下山、劝我们投降的。

莫秀珍:后来山上又来了两个人,都是捏汉(鄂伦春语:汉族人。经与作者沟通,此二人分别为时任黑龙江省军区警卫团政委李延培及参谋穆景祥)。这两个人胆子可大了,他俩可给咱们鄂伦春族立大功了,不知道这两个人还活着没有,咱们定居10年20年啥的搞活动也不把人家请来,把人家忘了多不好。他们说:你们下山吧,现在有政策了,毛主席领导了,不杀鄂伦春族人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先派人到北安见我们的大官。没人敢去呀,后来还是莫德林去了,莫德林啥都往前冲,危险的都他干,豁牙(莫德生)装成他的警卫员去的。那两个捏汉有一个领着他们去北安了,一个留在了山里(应该是作为人质留下的),约好了返回的时间,如果不按时返回就杀了留在山上的这个人。莫德林和莫德生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新的黄呢子军装,还带回来新的枪(这是一次效果非常好的实地考察)。

1949年3月17日,莫金生、莫东生等派代表投诚合影

(前排左一莫德林、左二莫益生、右三莫德生)

孟淑贤供图

莫秀珍:有两个真正的土匪头子,一个是张罗锅,还有一个大家都叫他郑营长。他们是被八路军打散以后来投奔我们的。还有一些捏汉,都是地主、警察什么的。

八路军抓东生和金生阿哈的时候,这两个捏汉土匪头子还有其他捏汉就商量要把东生和金生阿哈杀了,拿着他们的人头下山向八路军请功,结果事情败露了,那些人都让鄂伦春族人杀了,鄂伦春族人没杀,都留下了。后来莫义生把张罗锅和郑营长交给八路军了。

吴亚芝:什么叫鄂伦春族人没杀呀?他们还自己杀自己人吗?

莫秀珍:不是,他们是另一拨的。

(作者:也许是因为她当时年纪小记忆模糊,也许是因为我鄂伦春语太差没听明白,有关他们当土匪的这一段历史我总是觉得搞得不是很清楚,于是又到黑河去找了原黑河协领公署的工作人员、黑河地区第一任民委主任单景春老先生。)

单景春:关于莫东生、莫金生他们下山定居这段历史我还是比较清楚的,他们跟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一样,基本上是以猎产品维持生活,偶尔有下山抢粮食的行为,那也是迫于生活,不抢就饿死了,没办法。

(作者:这一点我与单老先生有同感,我也不太赞同土匪这种说法。尤其是单老先生对莫金生的评价,很自然就会让人想到电视连续剧《闯关东》中的土匪头子“大当家的”。)

单景春:但是他们受国民党挺进军利用打共产党打得过分,莫金生最顽固,后来他最进步,拥护共产党也“顽固”,他不狭隘,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么整他,一点怨言都没有。莫金生很讲义气,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少吃肉,都是莫金生分给我们的,他上山去打猎,打到猎物就分给各家各户,有不少人家是在他的援助下度过的困难时期。

(作者:“纳楚”和单老先生的讲述对莫东生、莫金生各有侧重,“纳楚”是站在莫氏家族的角度,莫东生是她们这一辈人中的老大,还应该是氏族长,作为一个小妹妹对大哥的敬重当然要多一些。而单老先生与莫金生在黑河地区民委是多年的搭档,一个是局长,一个是副局长,因此对莫金生的性格和为人了解得更多一些。)

莫秀珍:下山定居的时候我14岁,大人们说咱们一直在浦拉(河流名称)一带活动,还是在浦拉这儿盖房子吧,所以就有了新鄂村。原来我们大房子的人都一起生活,盖房子的时候东生阿哈问我妈妈他们(长辈):“房子还盖在一起吗?”我妈妈他们说“都大了,分开盖吧”。

15岁我到逊河上学了,那是汉族学校,我们这个班第一批学生只有七八个人,都是鄂伦春族,最大的十七八岁,最小的是我弟弟菊生,10岁。我们都上一年级,天吉彦那时候都生代凤了,背着摇篮上学,后来学生就多了。协领公署的人挨家挨户的动员我们上学,我爸爸可顽固了,刚下山的时候协领公署的人带着鄂伦春族人到大城市参观,别人都去了,就他不去。这次动员我们上学也是,我爸爸说啥也不让我去,协领公署的人就像说媳妇似的带着酒(鄂伦春族男方到女方家求婚必须要带酒)上我们家动员,到底把我爸爸给说通了,要不我都上不了学。

有一次清明节学校组织全校学生祭扫烈士墓,请了一个八路军战士给我们讲烈士们的英雄事迹,他就说这个烈士叫什么,那个烈士叫什么,都是莫东生、莫金生他们打死的,当时把我们羞得连头都不敢抬,心想这都是我哥哥们干的坏事。回到学校以后我们就都跑了,没脸再待在学校了。还是协领公署的人和学校的校长、老师又挨家挨户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找回到学校。那个八路军战士也受处分了,可能调到别的地方去了,再也没见到他。

莫秀珍:我是在学校上学的时候结婚的,都大肚子了还戴红领巾呢。魏华的爸爸原来住在哈尔通,好像也是得黄病全家人都死了,就剩了他和哥哥两个人,住在叔叔和舅舅家。14岁那年舅舅让他到罕达气换粮食,在罕达气他看见有一队八路军正在训练射击,就凑过去站在那里长时间观看,八路军看这个小孩对射击这么感兴趣,就让他来试一试,十发子弹打碎了十个瓶子。八路军就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?有没有父母?他说没有家了,只有一个哥哥,住在叔叔和舅舅家。八路军就让他参军了。后来他又到黑河上学了,学习文化。就是在黑河上学的时候,有一次打完篮球喝凉水把肺弄坏了,在黑河医院住院,奥伦咎(孟玉华)就是莫林春的媳妇在医院当护士,一看这个小伙子长的精神,性格好还会唱歌,就问他有没有媳妇?一说没有就带着他来见我了,我爸爸妈妈也同意,很快我们就结婚了。

(本文节选自《鄂伦春族口述家族史》,由民族出版社于2016年4月出版。

本文作者系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藏品部主任、研究馆员,鄂伦春族。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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