丹穴五色羽，其名为凤凰。昔周有盛德，此鸟鸣高冈。三千年前，在古老华夏大地，曾因一个西部小邦“周”的兴起而大放光彩。在宝鸡发生的著名典故“凤鸣岐山”不仅是周部族兴起的征兆，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次高潮迸发的象征。其形成的包括礼乐文明在内的周文化，成为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大变革，深深影响中华民族三千年，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。

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礼乐文明，使命亦然。正如《改变中国的“第二个结合” —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》一文中所说，三千年前形成的西周礼乐制度，是中国人自古而今形成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的重要源流。礼乐文明的传统在今日中国，形成新的回响。

礼乐文明是什么？

上个世纪，德国哲学家卡尔·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社会学研究时，发现了奇怪的现象，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这一时间内，全世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———古希腊有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，古印度有释迦牟尼，中国有孔子、老子……他们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文明。

“公元前500年”，如同一个轴心，把前人的思想成果一筐而尽，也深深影响后人至今。在1949年出版的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一书中，卡尔·雅斯贝尔斯将这一现象命名为“轴心时代”，成为之后研究东西方史学、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一个无法绕过的课题。

那个著名的“轴心时代”，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“百家争鸣”，成为中国文化中奏起的最辉煌的乐章。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，都认为礼乐文明在内的周文化是诸子百家的源头，亦是中华文化之源。

礼乐不就是教大家习礼仪、演奏乐吗？何以影响诸子百家？更何以称之为“文明”？其实深究一番，你会发现礼乐文明的“礼”不是作揖行礼、“乐”也不是敲锣打鼓，而是一种勤政爱民、一种崇德向善、一种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”的社会愿景。

《礼记》说：“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。其功大者其乐备，其治辨者其礼具。……故圣人作乐以应天，作礼以配地。礼乐明备，天地官矣。”据载，制礼作乐是周公所为，也是他一生中最亮的闪光点。周公对当时的夏商之礼积极改造，形成了周礼，这一做法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，近三千年时间里，历代很多制度和思想都秉承于周公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周礼并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仪式或者礼节。周礼之大用，在于调节各阶层，安定世道民心，往往是与“善政”联系在一起的。《左传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引发我们的思考：公元前537年，鲁昭公去晋国参加外事活动，从郊劳到馈赠各种外交仪式，鲁昭公都做得非常到位。但晋国大夫女叔齐却说：“鲁昭公只是擅长仪式，而不能称之为礼（是仪也，不可谓礼）。”因为礼是要“守其国，行其政令，无所失其民”，但现在鲁国大权旁落，国政被权臣把持，老百姓境况堪忧，这哪里算得上是知礼！

与“礼”相辅相成的“乐”，即西周雅乐。音生于人心，乐通于伦理。《礼记》所谓：“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”即从乐当中可以体察政治是否安全、社会是否安定、人民是否安宁、民心是否向善。好的音乐可以教化人心，而靡靡之音则会祸国乱政。所以孟子才会说：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国其庶几乎（大王如果非常喜好乐的话，那么齐国也就治理得差不多了）。”

礼乐文明，对中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如今，宝鸡岐山县周公庙还有乐楼等遗迹保存，纪念制礼作乐这一光耀千载的举动。

礼乐的产生地——周原

礼乐文明产生的周原，位于宝鸡境内的扶风、岐山一带，是周王朝的肇始之地。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，可以孕育出光耀千载的华夏礼乐文明？

翻开《诗经》，你会读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这是当时青年男女在周原浪漫的景象；“有卷者阿，飘风自南。岂弟君子，来游来歌。”这是周天子在周原宴请远方来客的景象；“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国。王国克生，维周之桢。”这是描写周原当时人才济济的景象……

“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。”《诗经》或许对周原太过“溺爱”，以至于认为这个地方太过美好，连堇和荼这些苦菜长在这里都会像麦芽糖一样甜。

不只是《诗经》中众多篇章的作者“溺爱”周原，孔子也同样。

周原，一定是孔子最向往的地方，以至于他跟师襄学琴时，从琴声中都能感受到周文王在周原指点江山的伟岸。年纪渐大，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周原圣人离他越来越远，“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（我一定是衰老得太厉害了，竟然许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）。”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发出这样的感叹。可见，那个在周原制礼作乐的周公，曾经夜夜出现在孔子的梦中，才造就了“祖述尧舜、宪章文武”的一代素王。

周原，真的有那么好吗？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上的一段记载，让人读之止不住泪下，那是三千年前，周原人最朴实、最形象的记载：虞、芮两国发生争执，他们派代表来到周原想请周文王为他们评判，但当他们进入周原后惊呆了：这里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，人民都以谦让长者为美德。虞、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文王，就已觉惭愧，说：“吾所争，周人所耻，何往为，祇取辱耳（我们现在所争的，正是周人所耻，还去找人家干什么，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罢了）。”于是各自回国，互相谦让而去。

读到这里，宝鸡人应该骄傲吧，因为三千年前，这里就闪耀着“全国文明城市”的光环，其文明程度之高，让周边国家和城市敬仰不已。

百姓对“礼乐之周”的“双标”

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一句话道出了一生的选择。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克剑先生在《论语解读》中对这句话的译文是：“周代的礼乐典章何等的繁盛啊，我愿遵从周代的礼乐之制。”孔子时代，许多夏商周典籍尚存，而孔子最看重的是产生于周原的礼乐文明。

孔子何以这样看重？礼乐文明产生之时，我国还处于奴隶制时代，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？或许我们从文献记载中百姓对周的“双标”可见一斑。

齐宣王有一次问孟子：“听说周文王的园林七十里之大，是真的吗？”

孟子回答：“文献上的确是这样记载的。” 

齐宣王吃惊地问：“竟然有这么大？”

孟子笑着回答：“可是百姓还觉得它小了！”

齐宣王不解：“周文王的园林七十里之大，百姓觉得小；寡人的园林才四十里，为什么百姓还觉得大？”

看着纳闷的齐宣王，孟子一语道破百姓的“双标”：“周文王的园林有七十里，百姓割草砍柴可以去，捕鸟猎兽可以去。园林是与百姓共享的，百姓认为太小，不是很自然吗？而您的园林不然，我初到贵国时，问齐国有何禁令，大家就告诉我，国都郊区有个四十里的园林，如果杀了园中的麋鹿与杀人同罪。您这哪里是园林啊，分明是在国中设下了一个四十里大的陷阱，百姓认为太大不是也应该吗？”

从“文王之囿”到“宣王之囿”，面积大的百姓觉得小，面积小的百姓觉得大，故其囿之大小不在于面积，而在于民心。如今再读《诗经·大雅》中《灵台》一诗感慨万千，昔日殷纣王修鹿台，被后世批“剥民膏脂作台堤，作起台堤日已西”；而几乎同一时间，周文王建灵台，则是“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”，百姓都自发为灵台的建造出力，还互相劝勉：“不要焦急怕不能及时建好，百姓如同文王之子，大家都会前来帮忙。”这样的和谐画面每每在周地出现，真是那个奴隶制时代的一股清流。同样是大兴土木，最终，牧野之战后殷纣王被逼自焚于鹿台之上，鹿台也成了他暴虐的罪证，而灵台却随着《诗经》等典籍的记载被赞誉了三千年，成为周文王仁德的又一表现。

从“礼序乾坤、乐和天地”到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”，从“民为邦本、为政以德”到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”，从《礼记》中描绘的小康与大同社会到实现共同富裕……理解今天的中国，必不可少要全面、通贯地理解包括西周礼乐文明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，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，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；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；是文明更新的结果，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。

中华古老文明中最闪耀的礼乐文明诞生于宝鸡，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，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增强了更多的志气和底气。（宝鸡新闻网 黄河）

编辑：王可